很多家庭敢于高负债,是基于资产持续升值、收入不断提升,一旦出现资产估值水平下降、收入下降,家庭负债能力就不可持续。不敢辞职、不敢生病、不敢要二孩,成为当前不少家庭的真实想法。

有调查机构统计显示,我国家庭杠杆率近年来逐年攀升,2006~2016年杠杆率从11%上升至45%,2017年9月底更达到50%上下,10年间增长3倍。这一债务累积速度令人担忧。

1 从“怕欠债”到“高负债”

爱存钱、怕欠债、谨慎消费,这是老一辈中国人的理财观念。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,资产增值速度过快,年轻人比从前更愿意消费和贷款了。不知不觉,部分国人财务状态已经从“怕欠债”转变到“高负债”。

上海白领王小姐2016年在长风公园附近买了一套150多平方米的改善性住房,总价近千万,夫妻俩月供超3万元,这接近家庭月收入,平时开销要蹭老人的退休金。

北京34岁的李先生感叹,夫妻俩“啃老”买了房子,一套自住房、一套学区房,每年房贷要还20万元。家里6口人,俩娃上学,还要养车,合计每年支出超过40万元,日子过得紧巴巴。

在北京这种一线城市,竞争激烈、压力大,他们认为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,想到以后孩子长大点开销会更大,总是很焦虑。

李先生和王小姐的生活现状代表了一批在城市打拼的中青年“群像”。

之前,在网络上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深圳中兴科技员工跳楼和华为清退34岁以上员工等事件,暴露出“中年危机”的现实。在家庭负债压力过大背景下,中年人需要背负四座“大山”:房贷、车贷、赡养老人、教育子女。

很多家庭敢于高负债,是基于资产持续升值、收入不断提升,一旦出现资产估值水平下降、收入下降,家庭负债能力就不可持续。不敢辞职、不敢生病、不敢要二孩,成为当前不少家庭的真实想法。

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殷剑锋指出,从国际比较来看,2016年中国居民部门负债和劳动报酬之比是90%,而2008年不到50%;美国这一比值2008年是140%,2016年降到118%。可见,美国居民部门在去杠杆的同时,中国的居民部门在加杠杆。

负债跟劳动报酬的比值,可以衡量一个家庭的负债程度和家庭债务风险。家庭收入越低,负债和劳动报酬之比越高,消费倾向越容易受到债务影响。从90%的数字不难看出,快速升高的居民部门杠杆,正在对居民消费造成影响。

2 房贷成为中国家庭债务大头

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认为,现在中国家庭债务风险被忽视了,监管部门应该将它跟企业债和地方债风险放到同等重视的程度上来。

不同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,都在敲响家庭债务风险的警钟。2017年11月,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、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发布的《三季度中国去杠杆进程报告》指出,居民部门杠杆率依然延续上升趋势,从2017年二季度的47.4%上升到三季度的48.6%。

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家庭债务课题组发布报告指出,2013年至2016年,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由30.7%上升到44.4%,已经超过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前的家庭债务累积速度。

这还不包括公积金贷款等其他渠道的家庭债务,如果将这些因素均考虑其中,2016年底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可能超过60%。

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家庭债务报告执笔者宁磊表示,2017年中国家庭短期贷款远远超过中长期贷款增速,说明一些家庭持有的现金、银行储蓄、金融资产等流动性资产趋紧,需要借短期贷款补贴流动性。

与此同时,像蚂蚁花呗、京东白条等网络消费贷款以及大量没有牌照的网络小贷迅猛增长,且尚未统计到银行短期贷款中,若将其都统计在内,家庭的债务杠杆会更高。

房贷成为中国家庭债务的大头。近期,西南财经大学下属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了《中国工薪阶层信贷发展报告》,报告调研了逾4万户家庭数据和12万家庭成员,发现工薪家庭平均总信贷需求额为26.5万元,其中房产信贷需求额为22.5万元。工薪家庭平均实际信贷额为12.5万元,其中86.3%是住房信贷。

可见,李先生和王小姐这样的买房负债群体,成为居民杠杆率飙升背后的重要推动力。

然而,巨大的债务压力、疯涨的房价,并未让中青年群体的购房欲望得到遏制。背后原因错综复杂,子女教育无疑是重要推动力之一。

想到继续增加负债买房,在京城上班、已在燕郊购房的宋先生感到压力倍增。“燕郊教育水平不高,公立学校教育水平还不如老家。为了孩子上学,硬着头皮也得去城区买套房。”

2017年以来,我国采取了堪称“史上最严”的房地产调控措施,但依然抑制不住居民买房的热情,甚至部分非住房贷款“暗度陈仓”流入房地产。

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王梦雯表示,2017年3月以来,短期消费贷款同比走势大幅攀升,明显偏离稳中有升的零售额。按照社会零售额同比走势估算,2017年3月以来新增异常短期消费贷款金额约3700亿元,估计约有3000亿元流向楼市。

显然,这种变相“短贷长用”的行为,涉嫌违规操作。在冲击业务的压力下,商业银行普遍通过给个人直接授信等方式,来扩大城市居民贷款空间。相比住房抵押贷款,披着“新马甲”流入房地产的短期消费贷,存在更大的潜在金融风险。

3 警惕由家庭债务风险引发“灰犀牛”事件

虽然中国家庭债务与美国、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段距离,专家普遍认为不会发生类似美国的次贷危机,但仍需警惕家庭债务风险引发“灰犀牛”事件。

在宁磊看来,目前美联储已开始缩表和加息,如果中国央行也提高基准利率,大量家庭的房贷支出将会大幅增加,给家庭资产流动性带来一定冲击。

此外,中国家庭的储蓄和收入增速趋势都是向下的,家庭债务的放大对经济的影响已经出现。

毫无疑问,居民的银行储蓄、持有现金等流动性资产受到约束性影响后,会进一步影响居民消费,从而给中国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,中国家庭杠杆率存在严重的分布失衡,具体表现在地区差异、年龄段差异等方面。

截至2017年8月,福建、广东、北京、江苏、浙江、上海、云南、贵州、西藏、新疆等16个省份的杠杆率超过50%。其中,福建省的家庭杠杆率达到105%。

如果家庭债务的累积出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,不仅会影响当地居民生活质量,还会拖累宏观经济,可能隐含系统性风险,进一步增加宏观调控难度。

城市家庭杠杆率偏高主要体现在中青年家庭。那些在2015年后以各种形式举债购房的年轻人,很可能是中国社会中杠杆率最高的群体。在一二线城市,年轻人买房除了向银行贷款外,通常还会向亲友借钱。

在高负债时代,这些中青年的财富最危险。如果房价出现较大波动,或者经济持续下滑,他们的家庭债务风险就会显现出来。一旦资不抵债、断供停贷,甚至会造成更大的系统性风险。

摩根大通预计,到2020年中国家庭杠杆率将进一步上升至61%。家庭杠杆率增加将主要由信用卡快速增长和在线P2P贷款所推动。

IMF(国际货币基金组织)在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》中指出,当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低于10%时,家庭信贷继续增加可能会对GDP增长起到积极作用;当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30%时,家庭债务的增加会损害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增长。

前面我们提到,即使不将公积金贷款等其他渠道的家庭债务考虑在内,2016年底中国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也超过了44.4%。这个数据已经超过IMF给出的30%的警戒线。

中国家庭债务快速上升,对消费升级、金融安全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负效应值得关注。同时,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领域,有引发房地产泡沫的隐忧,须保持警惕。未来几年,不论是在宏观政策还是微观监管方面,都要多方位提前筹划,缓释风险。